原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6期“专题:智库双螺旋法应用及实证研究”,本文改编自《基于智库双螺旋法的基础研究布局思路》
基础研究布局具有学科交叉性、社会影响性、相互关联性、创新性、政策实用性和不确定性等复杂智库问题研究的典型特征,适合以智库双螺旋法为指导。本文在阐明基础研究布局的“有组织性”和理论认识基础上,以 MIPS 逻辑层次法为主、DIIS 过程融合法为辅,探讨基础研究“学科布局”和“任务布局”的融合机制;最后,从 4 个方面提出未来基础研究布局的推进策略及举措建议。
基础研究布局是国家对基础研究发展的顶层设计、全面谋划与系统安排。从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看,智库双螺旋法为包括基础研究布局在内的复杂智库问题研究提供了一套系统、有效的思维方法、指导方法和操作方法。“问题导向—证据导向—科学导向”对深入认识基础研究布局的“有组织性”具有指导意义。
基础研究是 20 世纪以来形成的概念,是为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钱学森提出“技术科学”的思想,强调“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部门同时并进,相互影响,相互提携”。当前,基础研究既包括自然科学一般原理的研究,也包括技术科学和交叉科学的研究,开始展现出新的特征:从自由探索走向任务和需求导向,从无组织性走向有组织性。基础研究的“有组织性”大多数表现为研究选题、研究过程、研究工具手段和不同研究主体协同创新 4 个方面。基础研究布局的“有组织性”体现为内外部“双循环”特征:内部畅通“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循环,使“目标导向-自由探索”相互促进;外部畅通“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创新”循环,使“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随着知识生产模式 2 及后学院科学的出现,科学内涵不断丰富并处于动态变化调整之中,科学研究的对象正从以自然系统为主拓展到自然系统与人造系统并重。与 21 世纪学科交叉会聚融合、跨界合作、产学研协同等发展的新趋势相适应,基础研究的内涵和功能进一步拓展。基础研究布局是“结构范畴”与“过程范畴”的统一,是“目标定位-资源投入-绩效评价”的统一;除了考虑科学知识的客观分类,还要响应国家和社会需求、引导未来发展趋势、应对国际竞争。
要更好地发挥基础研究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战略支撑作用,一定要重视学科和任务统筹布局。一方面,要重视学科布局和任务布局的多元化属性:既要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又要满足国家和经济社会的需求;既要保持学科的稳定性,又要坚持动态调整的原则,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科;既要尊重传统的学科布局,又要为新兴和交叉学科保留一定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强化学科布局和任务布局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更加关注创新要素的汇聚和优化配置,营造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催生原始创新的创新生态,持续突破重大科学技术瓶颈、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
科学认知学科布局的基本规律和基础逻辑(mechanism)是做好学科布局的基础,可以从 2 个方面开展“收集数据(data)—揭示信息(information)—综合研判(intelligence)”(DII):
1. 知识分类兼具智识属性和社会属性。在智识属性层面,学科布局是一套符合科学知识体量、结构与逻辑的客观分类体系,也是科学共同体对学生进行的学科规训与知识传承;在社会属性层面,学科布局需要仔细考虑学科水平、产业需求、应用情境,由此产生的多元异质的功能性沟通网络和综合性解决方案构成了新的学科组织模式,从而发挥学科布局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职责与使命。
2. 知识驱动与需求驱动联动。学科分类布局受到知识体系发展与经济社会需求两方面的综合影响和制约。需求为知识生产划定边界,赋予学科不同的价值属性。通过学术性权力或政治性权力对整体知识结构或学科分布做全面布局、筹划与安排,涵盖对已建制化学科的布局和对未建制化的新兴前沿领域的筹划,是供给与需求的结合。
遵循学科布局的基本规律和基础逻辑,阐明学科布局对各方面的影响(impact),可以从 4 个方面开展 DII:
2. 社会性影响。学科布局会受到社会需求的影响和政府干预,具有实践指向的权宜性特征。
3. 滞后性影响。学科布局建立在对现有科学知识及素养的基本考察和一系列社会互动之上的一个复杂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形成框架体系。相对于动态变化的科学和需求而言,学科布局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滞后的。
4. 离散性影响。不论是源自科学家的兴趣驱动还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各学科无法以相同态势齐头并进发展,内部各分支体系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空隙。相对连续而完整的科学体系而言,具体的学科布局具有离散性和不均衡性,其“本体-外部”相互关系不断动态调整。
梳理学科布局有关政策,阐明对学科政策制定和实施进行人为干预或调整后的预期政策效果(policy),可以从政策的历史逻辑来进行 DII:
1. 建国初期“以任务带学科”为主。《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任务带学科”的布局模式,在后来系列规划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2. 改革开放时期“以学科促任务”为主。逐渐提出“优先领域”“重点领域”等概念,对涵盖学科发展、技术发展的新兴前沿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等进行重点布局,建设了一大批重点学科。
3. 新时代强调“四个面向”相结合。新时代学科布局突出战略导向、需求导向,强调从国家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高度进行系统布局。
在 MIP-DII 分析基础上,综合形成系统、实操的学科布局思路与政策建议(solution),可以从 2 个方面展开 MIP-DII 耦合分析:
1. 构建系统、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通过战略性、前瞻性、科学性、综合性的学科布局研究,以优化学科结构、教育力量配置、科技资源管理,以及学科组织建立、知识载体构建、科学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等。
2. 针对学科布局的体系架构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采取针对性政策举措。结合具体学科布局的现状和未来情景分析,构建与“厚实基础、协调发展,前瞻布局、重点突破”战略目标相匹配的资源配置、主体分工、经费管理、科技评价等政策。
科学认知任务布局的演进与发展过程,总结任务布局的科学规律(mechanism)是做好任务布局的基础,可以从历史域、现实域、未来域 3 个层面开展DII:
1. 回溯演进历程。对基础研究的认知经历了 3 个阶段,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线性模型”、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应用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平面模型”、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循环模型”。
2. 描述本质规律。当代科学研究任务以解决特定情境下的复杂科学问题为主,为了应用目标组织多学科力量进行综合化知识生产,由知识需求方即国家、企业和社会共同体主导,重视将多学科的同行评议与市场评价、社会评价和导向评价相结合。
3. 前瞻发展的新趋势。不同导向的任务布局与资源配置,要符合基础研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未来需求,还要考虑布局的适合使用的范围、成本、收益和风险,如新旧布局的资源基础匹配性、战略目标协同性、横向纵向依赖性等。
遵循任务布局的科学规律,理清“本体-外部”相互关系,阐明任务布局的影响(impact),可以从基础研究本体内、外 2 个层面进行 DII:
1. 本体内部畅通“基础研究内循环”。突出科学导向、目标导向,以目标导向任务布局牵引带动自由探索任务布局。
2.本体外部畅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外循环”。突出战略导向、需求导向,坚持“四个面向”,紧扣国家战略需求,从全局、整体、长远角度研判基础研究布局的优先领域方向和重大科学问题。
梳理任务布局有关政策,阐明对政策制定和实施进行人为干预或调整后的预期政策效果(policy),可以从政策内、外 2 个层面进行 DII:
在 MIP-DII 分析基础上,综合形成系统、实操的任务布局思路与政策建议(solution),可以从战略、任务、资源、组织 4 个层面展开 MIP-DII 耦合分析:
1. 战略规划。以全球视野谋划任务布局,确保任务分解、融合、还原后能够支撑战略目标的实现。
2. 主体和任务分工。按照任务特点分类部署相关科技计划,引导创新主体聚焦主业主责、发挥特色优势。
3. 资源配置。结合任务布局和机构定位,加大稳定性、多元性资金支持力度,强化项目、人才、基地系统布局。
4. 组织管理。建立相互连通、分布式的选题机制;建立稳定、多元、开放的组织模式,以及协同、精准、柔性的管理方式;赋予科研机构在科研布局、队伍组织和资源配置等方面更多自主权。
以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主攻方向,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全面增强原始创新和源头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进而形成基础牢、能级高、韧性强、体系化、可持续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
1. 研究物质结构和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地理学、生命科学等。
2. 技术科学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交叉的学科领域。如信息科学、能源科学、空间科学、海洋科学和环境科学等。
3. 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领域。如心理学、认知科学、哲学和管理科学等。
系统布局、持续解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带动相关学科和基础前沿持续进步:
1. 面向世界科学技术前沿。聚焦前沿热点、难点和新兴领域,旨在探索人类未知领域、拓展人类认知疆域。
2. 面向经济主战场。聚焦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背后的科学问题,旨在为产业体系调整升级、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提供源头支撑。
3.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聚焦事关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领域,旨在夯实保障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基础和技能储备。
4.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聚焦粮食安全、生物安全、食品药品安全、重大疾病防控、人口老龄化应对等领域,旨在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万劲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理事、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发展的策略与规划、科学技术创新治理与政策。主持或共同主持完成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国家“十三五”“十四五”和 2021—2035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重大课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问题软科学研究,国家“十三五”“十四五”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发展规划政策研究,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重点项目研究支撑任务等重点项目 10 余项。于核心期刊合作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0 余篇。
焦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发展的策略、学科发展的策略、科学与社会。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等部署的研究任务多项。聚焦科技发展趋势研判、学科优先领域遴选、关键科学问题识别等智库理论和方法研究,于SCI、EI、中文核心期刊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