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新闻一出，网上沸腾了，对王斌余表示同情的同时，有的网民将王斌余挥刀杀人的犯罪行为“浪漫化和悲壮化”，称其为“英雄”。然而，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清楚，王斌余杀的并不是备受诟病的包工头，而是和他一起打工的并帮助过他的工友及其无辜的亲属…[全文][评论]
吴华骂我像条狗，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全文][评论]
在看守所，记者见到了王斌余60多岁的老父亲王立定。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肩上用木棒挑着一个沾满尘土的红布袋，布袋里给儿子装了几件秋衣和几个青苹果。
王斌余因为要不回工钱而杀人，怎么说都是重罪，何况他一连杀死4人、重伤1人。但是，从王斌余杀人的直接原因看，拖欠、克扣农民工的工钱，表面上看伤害的是农民工兄弟，而它对社会安定与和谐的危害之大，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全文][评论]
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我边上学还边干农活，在家里要做饭、照顾弟弟，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辍学在家。
我一直想让弟弟上学，可我爸说他自己不识字不也活得好好的，更何况家里没有钱。弟弟二年级也辍学了。
在家里，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猫一样，总想逃出去看看。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改变命运，为自己争口气…[评论]
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都是稀泥巴，差点淹死。后来大家把我拉上去了，我总算逃过一死，却大病一场。老板不给我看病，只给了几片感冒药。
2003年8月起，我一直跟着包工头陈某干活，他揽的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在石嘴山一家电厂做保温工时，一天27元。保温用的玻璃纤维扎得人浑身起红疙瘩，我们忍受不了，老板就骂我偷懒…[评论]
吴华骂我像条狗，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我当时十分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洗干净血迹，就去公安局自首了…[评论]
下午见到了我爸，他已经瘦成那样了，见到父亲后我觉得很后悔，当时也是一时冲动。我做了傻事，法律要追究责任。我评价自己是不忠不孝。
说起来我也是坏人，不应该把别人弄死了，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于双方的父母都是伤害…[全文][评论]
宁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题专家胜说：农民工是，他们的合法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究其原因，农民工有80%是自发打工，他们没技能，没有文化，只能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和体力活，没有竞争力。
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管教中队中队长王佐宏：当时听到王斌余的案件时，以为他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后来通过跟踪观察，发现他很淳朴、善良。由于从小生活的环境没多少温暖，在社会上遭到种种白眼、欺侮，多次讨要不到工钱，产生了报复心理。
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博铭：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农民工也要懂得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但同时，国家要逐步采取一定的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利。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只有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才可能正真的保证社会的稳定，不要让他们流汗后再流泪！[全文]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官肖扬说，中国是传统“礼俗”社会，法律不有几率会成为解决所有纠纷的“灵丹妙药”，法律以外的因素如道德、情理也是司法过程所不可忽略的。法官的判决一定要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问题，而不应为了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全文][评论]
新疆某兵团的女青年蒋爱珍貌美活泼，被人嫉妒，因而被人造谣“作风问题”(在彼时可是极为重大的“帽子”)。她多次向组织请求处罚侵害者，但都未果。在无法捍卫自己名誉、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蒋开枪击毙3人，包括一名副团级军官。她一审被判死刑，终审以“故意杀人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全文]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看来，杀人偿命，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们在同情之余，又认为对王斌余判处死刑是正当的、合理的；但是从刑法刑事责任的立法和原理来看，对王斌余处以死刑本身就违背法理。
现代刑法对于定罪判刑，不光看行为后果，还在于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小，即应受刑罚谴责度的大小…[全文][辩论]
作为一名执法20年的检察官，我建议二审法院改判死缓。理由：1、投案自首；2、杀人是一时义愤；3、犯罪起因很复杂，在实施杀人行为之前，他是无辜者和受害人；4、深刻的社会原因。[辩论]
王斌余该如何判处，我们尊重法律———尽管法律的解释者也是人，有感情、有理性、有分歧、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但从舆论普遍同情一个连杀四人的农民工并为之辩护来看，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秩序的敲打！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刻板僵化的“惟法”者，我们就会发现，舆论为一个连杀四人的杀人犯辩护，这本身就包含着很危险的信号！[全文][辩论]
假设王余斌的家人危在旦夕却恰恰没有这笔救命钱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不测,工头要不要负责呢? 如果工头将王余斌打成没有劳动能力,用不用负责呢? 法律是公正的，我们提倡法制社会是为维护的利益。但杀人要偿命，否则就不成其为法制国家。[辩论]
本文作者也是农村进城打工青年，1992年10月从安徽潜山县来到北京，现在一家私企做文案。此前，他一直凭借理发手艺谋生。今年“五一”开始，他白天为农民工义务理发，晚上约他们在路灯下访谈———本文作者用这样的方式走进了农民工的世界，也用最真实的笔触和情感记录下首都建设者的生活点滴。我们期望这份调查记录能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我们身边的“工地社会”。[全文][评论]
也许过不了几天，王斌余就会被人们淡忘，但是王案引发的社会思考：社会，尤其是强势人群，该怎样对待穷人？当引起社会性的关注。
通常，社会评价对于农民工的否定往往大于肯定。在城市的深层意识里，农民工正日渐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代名词。他们对城市的贡献很容易被忽略，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觉得那就是他们该干的，吃苦受累是他们天生的宿命，因此，靠下苦力是不会博得城市对他们的尊敬的。而他们中的少数人干的坏事就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关切，黄、赌、毒，杀人越货，坑蒙拐骗，他们往往是第一怀疑对象…[全文][评论]
中国的改革有着鲜明的政府主导的色彩，也就是说，政府是中国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中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绝大多数都是政府设计引导的结果。政府仍就保持着强大的公共权力，正因为此，新华社为此所发的评论说，“只要行政执法人员经常深入到有农民工的工地上，这样的一个问题(指农民工讨薪难)就显而易见；只要司法机关及时改进工作，对农民工讨薪案快接快办，这样的一个问题也不难解决。”从这个方面说，王斌余杀人案的发生，有值得反思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全文][评论]
